1942年4月的一天，张合安带领七八个民兵蹲守在大阳关雀西门口，等日军经过时，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当场打死了伪县长的儿子，抢回了日军夺走的粮食和牲口。
1945年夏，兰兆法所在部队决定攻打被日军占领的马头镇，派兰兆法到鬼子炮楼劝降炮楼里的伪军。“炮楼里的伪军大都是被抓去的本地老乡，都认识俺......”此役歼灭鬼子24人，俘虏伪军2000多人。
马成余的民兵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大河口大桥炸掉，阻止鬼子增援前线。他把四颗拉雷挂在脖子上，再一手抱两颗地雷，准备等鬼子的车开到桥中间就跳下去，拉响地雷。
张梦麟回忆说：在当时抗日武装中，区小队的装备是最好的，他所在的县大队和义勇军的武器较差，大都是‘老套筒’。”但队员都是穷人出生，都很勇敢，无法与鬼子正面交锋，就昼伏夜出开展抗日活动。
1944年一次战斗，铁道游击队发现一个受伤的日本兵，送到八路军医院救治。1945年日本投降，八路军送他回国时，他码头上看见郑海龙来了，立即跑过来跪在地上抱着郑海龙大声痛哭，连连磕头。
“我上战场第一次交战，发现一伙日军捉住了一个川军士兵,他们把他绑在一棵树干上，用刺刀……我摸出手榴弹，拉了弦，对着身边的弟兄们吼道‘有种的大爷幺爸们，格老子，拼了哇！’”
一个日本兵受伤治好后出了院，经教育加入了中日反战联盟会，在以后的抗战中做了大量的对日宣传和瓦解敌人的工作。日寇投降后，他返回日本，开了一个饭馆，专卖中国饺子。
黄海潮大半个身子刚爬出洞口时，就听到山洞里传来三声闷响及温副排长的惨叫声。原来，日军竟惨无人道地向屡攻不下的山洞内施放毒气弹，黄海潮成为“最后逃离七星岩的幸存者”。
赵毅突破封锁线的时候，遭遇了日军巡逻小分队。他与两名日兵进行了殊死搏斗，两名日本兵虽然被打倒，可是赵毅右腿上部，却被日兵的刺刀戳穿。
崔纪坤十来岁就跟随农村抗日武装做地下工作，当通讯员送情报。后来在村里当上了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和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1945年，村党支部秘密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靠单线联系，为游击队传递情报。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泰山区抗战处于困难的时期，日军一次次扫荡，根据地被分割、封锁、蚕食成一小块一小块。敌强我弱，八路军就打巧仗，白天休息，夜晚行动，开展游击战、麻雀战。”
雁门关战役，陈桂三所在部队被鬼子包围，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陈桂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发现3000多人的队伍仅剩10来个人。这次战斗他的腿受伤两处。
部队在五台县接到命令，开赴平型关参加伏击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来到白崖头埋伏日军，共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伤亡也很惨重，李光明的连队160多名战士，仅剩下8人。
王学俭的队伍30多人被日军困在邹城的一处寺庙里、“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已经拿着刺刀冲进来，俺的腿和脸都被鬼子刺到了，鲜血直流。当一个鬼子再次将刺刀刺向俺时，俺紧紧地抓住刺刀反击。”
卫荣贵跟着大家向鬼子猛冲过去，一直打到天黑才收兵。这次战斗共俘虏日伪军40余名，缴获机枪3挺，手枪20余支，还有40多匹牲口驮的大米、白面、油盐、肉菜、弹药等物资。初战告捷，卫荣贵真是高兴极了。
1939年2月，13岁的张根保参加了山西牺盟会决死队。1940年参加了212旅，跟随部队相继参加了柳寨战斗、塔儿山战斗、运城战役，连年奔波战斗在稷山、万荣、等地，后又转战于浮山、洪洞以及临汾河西一带。
1941年姚长河加入抗日青年先锋队，并任基干民兵队长。1943年，姚长河协助县武委会组织民兵保卫夏收任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动员组织杏峪、梁庄等村的妇女一切为抗日队伍做军鞋、缝制干粮袋、磨炒面。
15岁的霍成铭为了参加八路军，午夜潜入敌军营房，趁哨兵不注意，夺过哨兵的枪，用刺刀杀死哨兵，偷走营房里的机枪和子弹。然后扛着歪把子机枪和150发子弹，找到临汾县武工队要求参军。
贾明举1923年12月出生，1940年从军当了一名轻机枪手，随部队在河南及山东枣庄一带作战。枣庄会战中，他们曾歼灭了日军一个中队。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留有贾明举当年在部队留下的手印。
“那时候日本鬼子来村上扫荡，侮辱妇女，烧杀抢夺……”张新棠一家四兄弟一起加入了部队。刚入伍的张新棠年仅14岁，还不及一杆枪高，由于年岁太小，他成了县大队的一名通信员。
1937年9月，李善述所在的115师奉命攻打平型关。1940年，李善述担任骑兵侦察二排排长。当年秋天，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攻克娘子关，后来又到河北唐县、涞源参加对日作战。
孙明，江苏沭阳人，1916年5月出生，是安徽省黄山市目前健在的18名抗战老兵中的唯一女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明一直在江苏、安徽进行敌后打游击，属于特勤队、锄奸队。
1929年，石怀真出生于河北唐山乐亭县。一天村上有人告诉他哥哥被日本人刺死。“我要为哥哥报仇”——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和小伙伴看到有部队经过，便想混入其中，跟着一起走。
1945年，在永城二十里铺，刘德山参加了“北大河阻击战”。在张连长带领下，阻击日本鬼子的一辆卡车过境，敌人虽然人少，但是武器装备却都是先进武器，而刘德山这边只有人手一个“三八大盖”。
为了防止敌人频繁来扫荡，郭振山带着民兵队员常常把平整的村道挖成一条条小沟渠不让日本鬼子的卡车进来，又几次三番地割断敌人的电话线。
“以前，不少部队都没有正规的武器，拿着大刀和敌人作战。那时候，我军兵工厂也很太落后，只能生产手榴弹、子弹和步枪，我们这个造步枪的小组是几个工人加一台车床，我干车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摇车床。”李庆善说。
1944年，当时葛绍驹所在的一连联合二连准备开展“反蚕食”行动解救山东肥城的大兴庄。“那时候，我们的装备就只有几把三八式步枪，每人也就两三发子弹。但是我们不要命，气势足。十二个日本鬼子，被二连给一举消灭了。
康传秀执行过三次爆破任务。一次是打枣庄，他在炮火的掩护下扑伏挪动到碉堡下面，把碉堡炸飞了。第二次炸日军碉堡炮楼，他拖着七八十斤重的炸药悄悄向鬼子炮楼靠近，一下一下地用脚蹬着炸药向前挪，引爆炸弹后消灭了200来个敌人。
1938年的夏天，日本人趁着当地百姓赶集的时候，突袭辛家庄，还把赶集的人全都集中起来。看到两个穿着得体的银匠和理发师，怀疑他们是八路军，就用刺刀刺他们，还放狼狗咬……”一幕幕暴行深深地印刻在11岁的李好勇脑海之中。
侯献云1942年参军。说起残酷的战争岁月，老人眼里充满了泪花，“打败小日本，解放全中国”这些话语至今清晰留在老人的脑海里。在战争中他鼻骨被打穿，右臂被打残，颅间至今还嵌有弹片。
年仅15岁的欧明俭作为一名卫生员第一次上了战场。某日，敌人从临焕进攻，连队指导员刘怀德带着战士们埋伏在壕沟与敌人交火。撤退中，没有经验的欧明俭站在战壕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大腿。
1940年，南洞口战役中，身为尖刀班班长的乔玉海，带领全班12名勇士杀入敌阵展开肉搏战。最后我方全歼日伪军，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乔玉海所在的班被授予“战斗模范”称号，全班荣立集体功。
裴万成13岁参加牺盟会，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4岁当选为儿童团代表。1941年参加了学友会及青救会，后到太岳区新华日报社搞通讯工作。
1941年2月，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南乐县游击队基干团，先后担任勤务兵和侦察员。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孟宪林的腹部被日本兵刺刀砍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痊愈后，学习救护常识转入后方从事抗战医疗队。
梁斌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隶属343旅685团杨得志的部队，他跟随先头部队从关沟打到桥沟，为大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场战斗中梁斌腿部负伤。
赵式仪说，到延安之前，他们主要是打游击，与日伪军打仗。1943年，为了粉碎日伪敌人的“蚕食”，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决定，组织朝南战役，痛击伪军文大可部。
“我们都是夜间调动队伍。”邵经斗说，“下车后向北走不到20里，就遇到日本人，双方就打了起来。日军在一个有围墙的庄子里，向我们开枪开炮”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全连只剩下18人，100多人阵亡。
1939年10月，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欧兴田左腿被打断，数枚弹丸穿腿而过，被战友们拖下阵地，捡回一条命。1941年夏，欧兴田携带大量文书，两名战士保护他突围，后该连无一人生还。
朱胜武85岁，1944年山西祁县加入八路军，参加过太原战役，在乔家墩打过仗，眉毛被烧掉了，脖子负了伤。负伤后，部队就安排他学了医。做了外科医生，经常给伤员做截肢手术。
汪萍15岁孤身去杭州做生意，抗战爆发后参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汪萍1939年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16期3分校政训总队，1940年毕业。在江西、湖南、湖北、广西都和日本军队打过很多恶战。
1945年，日军投降的前夕，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山东德州激战。“一挺机枪突然从侧面冒出来，我的左手臂受伤了！”“我继续用步枪向日军射击，当日军的一颗手榴弹在面前爆炸”
1937年，夏恒启的家乡安徽芜湖沦陷，17岁的他怀着一颗“不当亡国奴”的心逃出沦陷区，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于1939年考入位于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四分校，成为该校17期步兵科学员。
张方胜17岁参加八路军，1944年调到师部干侦察员，经常乔装打扮在危险的敌区内外穿梭，装扮过商人、农民等各行各业的人。一次张方胜在返回途中遭遇3个日本鬼子。张方胜先发制敌，掏出手枪。
14岁当兵，第三天上战场，刚打了一枪就卡了膛，他只能偷偷趴在地上哭。后来被派到四师的卫校学医，学成后跟随部队做救护工作，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炮弹在耳边响，身上长满了“革命虱”和疥疮。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发生不久，26岁的尹清和跟随部队辗转至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一个连续七昼夜的战斗中，打红了的枪膛突然爆裂，炸断了尹清和托枪的左手手指。
14岁的夏春光参加新四军。一次日本兵扫荡，区中队安排夏春光去路上埋地雷，并负责拉响地雷。“当我把地雷埋好之后，发现拉绳不够长，我转身跑回村里找了10多根绳子，连起来有100米长。”
“白天行军，晚上发报，通讯兵是最苦的。”章所敬说，发一份电报有时要两三个小时，闪电、气流都会影响发报，特别是有雷电时，发出的电报信号就会收不到。
周玉云说，她们兵站医院离一线很近，枪声都听到。当时面对直接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兵，那真是惨不忍睹！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有的眼睛被炸坏了。看到他们的苦痛，她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做梦都想上战场报仇。
唐泽其随部队一起坐火车前往昆明，再从那里乘汽车进入缅甸。“刚到缅甸的一个月，前线就送下来无数的伤病员，上级命令，轻伤和未受伤人员不许乘火车，步行前往目的地。后来这列火车被日军炸了，整列车无一人生还。”
金传世率8位民兵到镇北郊区粮米仓前的战壕上与民兵大队汇合，100多人，一字排伏在战壕上，每位民兵1人配一支汉阳造步枪，部分民兵还携带二枚手榴弹。前方侦察人员报告在竹林中出现了日军骑兵，大家将枪瞄准日军方向……
王富全回忆，执行情报传递任务时，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塞进右侧裤筒里。当年百姓生活困苦，衣服上有很多破洞和补丁，他正是通过裤子上烂了的小口把纸条塞进裤子里的。
耿介1915年出生，“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任国民革民军第3集团军第20师59旅迫击炮连上士班长。在台儿庄战役中，其所在连打到只剩下七八个人。战场上，耿介几经生死，开封战役后，耿介被保送到黄埔军校。
王殿歧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炸炮楼的战斗，当时一伙鬼子躲在被老百姓称为“乌龟壳”的炮楼中，阻挡了大部队前进，他和战友摸到炮楼下水塘中埋伏起来，靠喝水塘的水维持了5天5夜，最终将“乌龟壳”一举端掉。
1944年，秦志和所在的部队冀东军区十五分区玉田县支队在队长庞德胜带领下对尹流镇据点多次强攻，全歼日伪军80余人。进攻中秦志和被日军投掷的手雷炸伤，弹片砸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
韩恒寿头部受伤，多亏老乡把他们藏在白羊岗西面的一个山洞里。，老乡把玉米面炒好偷偷送上山，晚上由卫生员们摸黑下到山底下舀了凉水拌着吃。
1937年，苏荣禄经人介绍，进入昆明“西南运输处”。随着抗日烽火在中华大地燃起，南洋各国华侨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领导下纷纷捐款捐物，一些爱国华侨青年义无反顾回国参战。
1943年，我还在学校上学，我们赵疃村民兵队的赵守福大哥见我机灵有学问，就鼓动我参加了民兵爆破队。我们几个民兵，在村东埋下了两颗大地雷，共炸死炸伤鬼子13人。
李圣存与另外4名战士伪装成“皇民”，带着食物进入炮楼。趁鬼子吃得高兴，战士们发起突袭。李圣存从菜篮中掏出刀杀死一个鬼子，却被一个日军的刺刀捅入腹部。此役共消灭32个日本兵。
战前，经过侦察员多次侦察，摸清了帐篷里的日伪军睡觉时人枪分离，人在一边，把枪放在一边。游击队长决定派机警灵活的队员趁半夜敌人熟睡时，摸进帐篷把枪偷出来。
孙英杰所在44独立旅参加了台儿庄会战，还先后参加了涿州保卫战、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等，之后他被调到无锡，从事日伪军策反工作。
李皖，96岁。1941年5月7日，华北日军调集10万重兵，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兵分多路，向山西南部的中条山的18万中国守军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中条山上，李皖和战友们全力抵抗，坚守着阵地。
蒋义青参加抗战的第一次遇险，是为拿下一个制高点。当时敌人离他不到100米远，炸弹、手榴弹不断在身边爆炸。战斗快结束时，他被弹片击中额头，一块拇指大小的额骨被炸掉，身上全是血。
94岁的钱鉴民是无锡人，1922年出生，1940年考入重庆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兵科第三期，成为了徐庭瑶的得意门生。“他让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任教，找我谈了四次话。”钱鉴民说，“我跟老师说，我考军校就是为了上战场。
邱知送生于1910年1月，1937年被村中保长点名参军，加入国民党73军某师230团步兵连。先后在益阳、湖北、醴陵和日军战斗过许多次。在益阳作战时，邱知送的左腿被炮弹炸伤，伤疤至今仍清晰可见。
97岁的抗战老兵蒋辉，身上有5处枪伤、炸伤。在一次战斗中，与蒋辉一道冲锋的战士全部牺牲了，一个20多岁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对着又黑又瘦又矮小的蒋辉的腿部、脚掌分别打了一枪。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安徽省宣城县孙埠镇，何力行带着士兵借调老百姓的渔船偷渡过水阳江，突袭对岸日本鬼子的一座碉堡，向敌人发起猛攻。这一仗打的很过瘾，部队没有一个兄弟伤亡。
1939年9月间，夜袭萧山前线敌伪两座碉堡，毕观林通过敌火力封锁线时负伤，右臂差点被打断。1943年初被提升为排长，在同年的一场战斗中，不幸被日本鬼子飞来的弹片击穿背部。
柏新贤于1937年11月入伍，1938年2月部队移驻河南汴郑、河洛地区担负河防。1939年2月开赴西安。随后又参加了第1战区组织的冬季攻势。1940年2月返回陕西，驻防在郃阳、富平、咸阳等地。
“敌人一支起电台，一开机，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离我们多远，是30里还是50里，是谁发的电报，埋伏在哪个村子我都可以知道的得一清二楚……”回忆起自己的峥嵘岁月，秦老激动不已，说话中气十足。
1945年8月15日，作为军官通讯员，张席珍独自一人手持受降指令前往广州黄埔岛，向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联队近2000多日本兵传达受降信息。“他们有两个日本士兵坐小舢板来接我。联队的负责人低头接过指令。”
为老兵点赞！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