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奸杀冤案拖8年未重审 关键证据莫名丢失

10月31日，说起自己的二儿子呼格吉勒图，尚爱云又开始哭泣，边上7岁的小孙女乌云帮奶奶擦眼泪。记者 郭铁流 摄

时隔18年，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次成为舆论热点。该案或将再审引发公众质疑：此案当年为何匆匆结案，证据是否扎实？因其他凶案被抓获的赵志红认下此案，是真凶还是冒认？连日来，新京报记者走访两案的多位知情者，还原赵志红案案情细节。

昨日，记者从当年办案人员处了解到备受关注的赵志红案的案情细节，多位知情人称赵志红的供述“可信度高”。

此外，一直关注和推动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4·9”案）的新华社记者汤计称，2006年赵志红案在开庭后，他写了内参引起中央批示，该案休庭至今，8年没有再审。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一退休高层官员、“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在赵志红承认犯下“4·9”命案后，公安部刑侦局时任领导听取了有关此案的汇报，审阅卷宗后，曾明确表示：“4·9”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警方侦办有错，需会同检察院、法院协商处理。

这位不愿公开姓名老公安表示，2005年，背负10条人命、作案27起的赵志红，正是在他的领导指挥下抓获的。赵志红被抓后，主动供称对9年前的“4·9”案件负责。但“4·9”案已于1996年案发当年结案，主犯呼格吉勒图也于当年即被执行死刑。

赵志红“才是真凶”？

当赵志红供述，自己是“4·9”案真凶时，曾让专案组成员大吃一惊。为确认赵志红所供述的真实性，专案组先后安排4组经验丰富的干警讯问赵志红。

“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说，“我认为赵志红才是‘4·9’命案的‘真凶’。因为四份口供相互印证，没有漏洞。”

“1996年4月，具体哪天忘了。路过烟厂，急着小便，找到那个公厕。听到女厕有高跟鞋往出走的声音，判断是年轻女子，于是径直冲进女厕。”

“两人刚好照面，我扑上去让她身贴着墙，用双手大拇指平行卡她喉结，双脚蹬地用力。5、6分钟后，她没了呼吸。”

“她皮肤细腻，很年轻。我身高1米63，她比我矮，1米55到1米60的样子，体重八九十斤。”

这是2005年12月26日，在呼市第一看守所，赵志红向干警孟凡涛和杨山旺的供述。在之前的三次供述中，赵志红分别确认了他当年犯下此案的各种细节。

通过相关渠道，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复印了这四份口供，“仔细比对这四份供述，几乎没有出入，如果赵志红不是亲历者，应对四组具有丰富侦查经验干警、不同时间的讯问，他不可能毫无漏洞。”

据汤计介绍，在第一份供述中，赵志红除了把作案时间错记为“9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大约10点”以外，其余细节诸如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扼颈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甚至奸尸时长等，都有清晰、肯定的记忆。但是，在这次供述的最后，赵志红特意“提醒”警察：“有的具体时间可能不准，你们自己再查查吧。”

赵志红供述的可信度

前述“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表示，反观18年前呼格吉勒图的供述，则显得单薄得多，“两份供述摆在一起，显然赵志红的供述更可信。”

“比如，赵志红讲出的作案过程，能够判断出受害者背部有擦伤，翻看勘验记录，可以得到验证；而呼格吉勒图则说不出这样的细节。”

呼格吉勒图曾对警方供述：“……我将她抱住，是用一只胳膊将她的脖子搂住，怕她喊，用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没想她咽气了……”

这位多年主抓刑侦工作的老公安介绍，赵志红被抓获后一共供述了27起命案，此人记忆力异于常人，对于自己犯下的每起案件都记得较为清晰。他供述的最后一起案件还是“隐案（公安机关未掌握的案子）”。

赵志红供述称，某年某月某日，他开车从呼市去另一个城市，中途搭载了一个小姑娘，半道上，他将小姑娘杀害后强奸，并将尸体埋在离行凶地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边。这位领导介绍，办案民警一听，就说赵志红“瞎说”，因为此前警方没有接到此类报案。

结果，赵志红带着警察指认现场，在涉案的那条河边，很快发现一个小土包，挖开正是那具女尸。警方随即从受害者家中证实，受害者失踪至今。因为受害者的家属不在呼市，因此呼市警方不掌握此案。

呼格吉勒图所涉的“4·9奸杀案”中，虽然案发的公厕已经被拆，但在一片高楼中，赵志红仍准确地指认了作案地点。

另一起案件中，赵志红供述时以为受害者已经死亡，警方找到受害者家庭，发现赵供述属实，只不过受害者在赵作案离开后，被回家的父母发现，紧急送医后获救。

“除了‘4·9奸杀案’，赵志红供述的另26起案子件件被警方查证属实，这无疑增加了他对‘4·9奸杀案’供述的可信度。”“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称。

5篇内参引批示

“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告诉新京报记者，2005年，冯志明（现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曾参与承办“4·9”命案）曾是赵志红案专案组成员，当赵志红供出他与“4·9”命案相关后，根据回避原则，冯志明随即退出了赵志红案专案组。

“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还介绍，赵志红所涉案件侦查完毕后，包括他在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呼市公安局等多人带着赵志红案和“4·9”案的卷宗，赴北京请示公安部。当时接待他们的是公安部刑侦局的领导。

“后来，刑侦局领导明确答复：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办错了，你们回去向政法委汇报，并会同当地检、法机关协调处理。”

新华社记者汤计介绍，赵志红供出“4·9”命案后，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了以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4·9”案件核查组，对案件进行复查。

该核查组一位领导曾告诉汤计：“核查组已经有了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但该核查组领导也强调：“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

“据我所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不久即组织了调查组，重新调查‘4·9’命案，结论也报给了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介绍，至于内蒙古公安厅的结论为何，他不得而知。

但“4·9”命案始终没开启重审程序。

而在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不公开审理时，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漏掉了“4·9”命案。

汤计说，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赵志红不能死，他要死了，呼格吉勒图案不就死无对证了吗？”他当即写了一份内参，呼吁重视赵志红案。在此前后，汤计先后写过5份内参，历陈应重视赵志红的供述、再审“4·9”命案。

2007年11月，汤计完成了第五篇内参，呼吁案件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案”。这篇内参发出后，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法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的案卷，对案件直接予以关注。

“我的这份内参，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都进行了批示，原本应该择日宣判的赵志红案件，被最高法叫停了，就再也没有开过庭。”汤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追问1】

“4·9”案为何一拖8年?

公安部领导意见在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要求重新调查4·9案的要求在后，为何4·9案重审一拖8年？昨日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与此有关的人士。

“再审程序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相关部门愿不愿意启动。”昨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对新京报记者说。

田文昌认为，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之所以没能再审，原因还是在人。

他说，案件再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此前国内多起案件中，均启动过再审程序。案件再审，“检察院可以以审判监督为由提起再审；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复查缘由主导再审，当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请。”

“程序很简单”，田文昌介绍，再审最主要还是在法院。“我认为此案之所以拖延如此长时间，主要还是在于相关部门想不想启动。”

另据记者调查，4·9案久无进展的另一个原因若纠错就会有很多部门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内蒙古公检法系统内部，不少人已经认定呼格吉勒图确实被冤，但因为如果案件再审乃至平反，这就涉及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尤其是人员问责，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决的关键。”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向新京报记者如此表述。

他表示：如果“4·9”命案再审，呼格吉勒图确实无罪，那么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系统当年的办案人员均有错，这其中不少人现已身居要职，他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让体制内意欲推动此案再审的决策者颇费脑筋。

作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对公检法系统在“4·9”命案中的表现多有批评：当时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批捕、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环节也没有把好关，“按照当下的标准，这个案件显然是不够批捕条件的，更不用说起诉了。”

【追问2】

精斑为何未对比又莫名丢失？

随着有关部门对4·9命案调查的不断深入，18年前那些隐藏在卷宗里的疑点，一些屡屡被漠视的重要证据，也正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

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诸多证据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但这一核心证据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

上述领导称，首先，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其次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对于这样的关键证据为何不鉴定？在“4·9”命案发生期间，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长的老警察说，这中间固然有办案人员的素质问题，即当时的要求是从严从快，具体办案人员认为其他证据足以支撑结论，所以精斑鉴定做不做无所谓了，因而存在“失误”。另一个原因还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这位人士介绍，当时办案经费非常紧张，最常见的例子是，如果某个警察需要配备警用装备，都需要自己掏钱向公安厅买，是否有经费支撑做精斑鉴定就可想而知。

“当时呼市没有条件做，要做鉴定的话，只能去北京、上海，经费不足不说，一次鉴定还要耗费几个月时间，这与当时快速结案的要求是不符的。”这位当时公安局分局领导介绍，“严打”期间，领导对各分局的破案率等都有排名，如果自己辖区内发生命案，迟迟未破就会落后，这使得几乎每个基层干警身上都有破案压力。

其次，在公诉环节，检察机关在“4·9”案件的处理中也有不当之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认为，据相关报道显示，公诉人员在讯问呼格吉勒图时，当事人曾诉称自己是无辜的，且反映公安机关存在诱供的可能，这些都是疑点，作为公诉机关显然不能放过。在这份口供中，呼格吉勒图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昨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领导、上述不愿公开姓名的那位退休警察证实有这份口供存在，“我亲眼见过”。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份笔录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讯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但这些疑点当年都未被法院重视，呼格吉勒图很快通过侦查、批捕环节，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以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案发61天后，刚满18岁不久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记者谷岳飞）